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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一句话概括秦末乱世：农民起义发难、六国贵族担当。
用一句话概括隋末乱世：农民起义发难、农民起义担当。
大秦和大隋，都是强盛的帝国，但都是二世而亡。它们曾经辉煌，却只是昙花一现。两个相隔八百年的朝代，为什么会是如此相似的命运呢？
推动历史发展的是人心和力量。
一个朝代，如果只关注力量而不在意人心，那么失去的不止是力量，还有它自己。这就是大秦和大隋的宿命悲剧。
01.超强动员能力
对于秦朝，最大直观印象就是强得不能再强，打遍了整个地理世界。向北，北却匈奴七百余里；向南，百越之君俯首系颈。在这之前，秦战国升级为秦帝国的时候，刚刚横扫了整个天下，灭六国、一天下。
再直观印象就是工程天下，周天子只是喊了一句：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而秦始皇则是直接用干的，具体就是搞工程。长城、直道、驰道、秦始皇陵，随便一个，都能穷尽后世朝代整个生命周期的力量。
隋朝，也是如此。隋文帝杨坚可能不突出。但是，隋炀帝杨广则是淋漓极致地改造河山。
同样也是结束了数百年分裂，同样也是强得不能再强。高句丽不算，突厥、突厥被打服了；吐谷浑、吐谷浑被灭国了。
至于搞工程，秦始皇修长城，隋炀帝开运河；秦始皇给修皇陵，隋炀帝营东都。隋炀帝的工程量，不比秦始皇小。
此外，秦始皇巡行天下，隋炀帝就是一直在行走的人，甚至走到了草原突厥、来到了青海吐谷浑。
秦朝和隋朝，这两个短命王朝，所办到的大事，足以秒杀其他历代王朝。
原因是什么呢？
君主荒淫暴虐、君主穷兵黩武、君主不惜民力，可以这么说，但解释力量太弱。道德和性格评价，之所以没力量，就是因为没有直击实质。
秦朝和隋朝，之所以能打遍地理世界、工程整个天下，是因为他有能力做这些大事情。所以，问题的焦点在于力量，所以要问：他们哪来的力量。
秦朝有确切数字的人力调动：打匈奴30万、征百越50万、修皇陵70万，不算万里长城和驰道天下，就已经调动了150万壮丁，而且修皇陵这个工程不是一年就能搞定的，而是经年累月地修。
隋朝有确切数字的人力调动：营建东都、每月两百万，开凿通济渠、淮北上百万，开凿邗沟、淮南十余万；巡行雁北开凿太行山、河北十郡百姓，五十万耀武匈奴、四十万西征吐谷浑。另外，就是直接导致亡国的三征高丽，每次都是举兵百万。
这是一种超强动员能力。
隋朝和秦朝的中央政府，平均每年至少调动全国百分之十以上的壮丁，要么搞战争、要么搞工程。
秦朝，刘邦到过咸阳、英布修过皇陵，一个江苏人、一个安徽人，在两千年前居然能跑到几千里外的陕西去搞工程。陈胜河南阳城人，居然要被调动到渔阳，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密云，去守长城。这就是秦朝的超强动员能力。
隋朝，不用看那些乱世豪杰，只看皇帝杨广就可以了，去过雁北草原、去过西北青海、去过江南扬州，而且每次去都是十几万人、甚至几十万人的大队伍。在扬州杀死隋炀帝的宇文化及这伙人，都是陕西人。这就是隋朝的超强动员能力。
02.来源于战争任务
秦朝是在战国乱世中成就自己，隋朝是在南北分裂中成就自己。所以，这两个统一王朝有着相同的任务内容，就是战争。因为统一从来都不是谈判谈出来的，即便自己再强大、敌人再弱小，成就统一，也得战场上见分晓。
所以，秦朝和隋朝，都是一种战时军国主义模式。战争不止是他们的手段，也是它们的目的。于是，所有的法令制度、管理模式以及百姓的生活方式，都要服从和服务于战争这个目的。
秦朝最明显，自秦孝公商鞅变法开始，秦战国就一直是耕战立国。秦国的老百姓，从出生到死亡，就两件事：一个是打仗、一个是种地。同时，强制推行郡县制和编户齐民，原因就是平时容易征税、战时容易组织，一切都是为了国家管理和举国动员。
所以，秦国的战斗力，非常彪悍。山东六国，与其说是被秦人武功给打垮的，不如说是被秦国实力给耗垮的。
因为战国乱世是一个囚徒困境，要打破这个困境，唯一的方法就是获得新的力量。从外部注入肯定是不行了，因为草原还在成长，所以只能是中原的七大战国自己玩。既然外部力量无望、既然只能自己玩，那就必须内部挖潜，进行自我改造。秦国改造得最好，所以也就最有可能打破这个囚徒困境，对其他战国形成实力碾压。
隋朝，也是这个套路。但是，隋朝面对的问题要复杂一点。因为草原已经成长，所以中原王朝就要重视草原这个外部力量。
南朝的东晋和刘宋都已经实现了改朝换代，而北方还在时聚时散。原因就是草原力量一直在掺和中原博弈。北魏的对手是柔然，北齐和北周的对手是突厥。
但是，囚徒困境的大环境，并没有改变。所以，到最后还得力量说了算。而为了获得这种力量，仍旧得向内挖掘。而方法手段，北周和隋朝与秦战国没啥区别。所谓府兵制、所谓均田制，就是耕战的另一种实现手段。
秦朝严刑峻法，隋朝就不严刑峻法了吗？隋文帝时期，偷一升粮食、偷一个大子，就得处死。其实，立法重不重、刑罚严不严，都是次要问题。如果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的话，那么执行上严、才是真得严、执行上酷、才是真得酷。
而为了实现超强动员能力，秦朝和隋朝就得依靠严刑峻法来实现内部整合。所以，秦朝和隋朝的行政效率，绝对是碾压历朝历代的。否则，它们不可能完成那么多不可思议的大事。
03.同样的宿命
统一之后，秦始皇做过努力。他试图融合山东风华与秦法秦制，打造出一种新的帝国文明。但是，这个努力失败了，大秦依旧继续坚定法家道路、适用法家模式。
法家没什么不好，但是法家主导的超强动员能力，太厉害。它赋予君王和朝廷无限的权力，统治能力无限加强，其结果就是地方回应降到极限。
对大泽乡起义进行简单拆解：一群即将到北京密云做苦力的河南农民，面对就地起义还是千里戍边的问题，他们选择了就地起义。
所以，抽出核心问题就是：秦帝国只考虑统治的问题而不回应百姓需求的问题，于是，百姓只能通过自己的方式回应自己的需求，那就是起义。
大秦帝国什么都能做到，但就是做不到回应百姓需求、让百姓幸福，甚至它从来也不考虑这个问题。所以，大泽乡起义如星星之火，瞬间点燃了天下反秦的燎原之势。
大隋呢？大隋同样如此。
公元612年，杨广第一次征高丽，发动了百万大军。但是，征高丽的前期准备工作，比如军队集结、辎重运输，早就开始了。所以，大隋的第一场农民起义在公元611年爆发，即王薄领导的山东长白山（今山东邹平南）起义。
秦末大泽乡起义是陈胜率领的九百戍卒，隋末长白山起义则是王薄领导的山东苦力。
所以，简单拆解长白山起义就是：一群即将浪死辽东的山东农民，面对就地起义还是徭役高丽的问题，他们选择了就地起义。
譬如辽东死，斩头何所伤。
这是起义领袖王薄所作《无向辽东浪死歌》的最后两句。意思是老百姓宁可起义造反被杀头，也不愿意再跟国家合作、跑到辽东送死。
隋炀帝，修大运河、沟通南北；营建洛阳、制衡天下；灭吐谷浑、郡县西域。这些都是大事，都是事关帝国统治的大事。他在做这些大事的时候，从来没有考虑老百姓满意与否，甚至不屑理会他们的态度。所以，当百姓造反的时候，也就没人在意大隋的统治，依旧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
04.人心与力量
这就是人心与力量的博弈。
国家获得了绝对的力量，也就绝对地忽略了人心。而当人心由离散走向彻底对抗时，国家的绝对力量也就会瞬间瓦解。
大秦和大隋，都生长在乱世分裂的时代。
在这个囚徒困境中，他们自我改造、自我演化出了一种超强力量形态。大秦是耕战立国，大隋是府兵均田，都是一种战时军国主义模式。
靠着这种模式，他们获得了力量，成为博弈胜出的王者。
虽然分裂被统一取代、虽然战争被和平取代，但是，他们仍旧保持着超强动员能力，无法摆脱战时军国主义模式。
所以，两个王朝的超强动员能力，就要“有的放矢”。于是，大秦和大隋，在统一之后的行事逻辑是完全一样的，他们办了很多“大事”。也正是这些“大事”，瓦解了人心、崩溃了帝国。
因此，秦末乱世和隋末乱世的形成，都是因为国家太有力量，而且放任了力量。其结果就是失去人心也失去帝国。
力量就不能被控制住吗？在传统中国，解决这个问题，可能就是个小概率事件。
历史总相似，因为人性总相似。
人性的智慧，总会遭遇经验的局限。秦之前，自三代到战国，就没有农民起义能成功的。隋之前，自汉末到南北朝，也没有农民起义能成功的。所以，秦主与隋主，不可能深谋千年、远谋天下，这是人性的局限。
国家只关注统治的大事，不关注人心小事。
这个统治逻辑一旦形成，就会让超强动员能力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历史趋势。这个历史趋势，或许只有在遭遇到更大、更激烈趋势之后，才能平复下来。历史才能被引入另外一种可能。
推动历史前进的，不止有力量还有人心。所以，当一个王朝、一个帝国只关注力量而不关注人心的时候，它不仅将失去力量，也将失去自己。因此，国家强大的同时，我们不仅要关注力量，还要关注人心，更要关注对力量的控制。
